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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铎俟教育

关心教育,主要是社会、学校、父母的事;其实也是你、我、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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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自觉"全凭“自”“觉”吗?  

2012-12-20 17:58:16|  分类: 教育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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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自觉"全凭“自”“觉”吗?

——读《教育呼喊“生命自觉”》有感

        刘铁芳老师说:“今天,我们的社会在一步步走向公民社会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教化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先行设定的基本理念就是人格上的平等,尽管我们承认每个人的道德境界是有差异的,但每个人在道德人格、在生命存在的价值与尊严上是平等的,没有君子与小人、上品与下品的等级差别,我们倡导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这不是因为我们人格优越,足以‘垂范’去充当他人的导师,而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的成员,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责。我们需要走出君子与小人的先行设定,走出‘垂范’、‘人格导师’的教化者身份意识,这个社会需要每个人,相互之间,真诚地倾听、平等地对话……”(守望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P179-180)

       “‘生命自觉’,是由叶澜教授最早提出的。她说:时代呼唤生命自觉,生命自觉是‘新基础教育’追求的核心价值观。

        什么是“生命自觉”?笔者学习尚浅,尽管久仰叶澜教授,但还没有阅读过叶澜教授的著作。从《教育呼喊“生命自觉”》一文中,李政涛先生通过字词解释分析了“生命自觉”,但未能给出更概括性的定义。然而,从李先生对“生命自觉”三方面的特征分析,博主对“生命自觉”一词产生了兴趣。

      李先生认为,有生命自觉之人,至少具有三大特征:“明自我”、“明他人”和“明环境”。博主寡闻,阅读的过程中,很轻易地把这三个特征等价性地理解为:认识(了解、理解、体悟)自己,认识(了解、理解、体悟)他人和认识(了解、理解、体悟)环境。

      李先生认为,价值取向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是根本,而“体制和制度”、“课程与教学”、“策略和方法”等方面是较表面的。李先生当然没有明示,但博主很容易“误读”为:近十年来教育高官宣称的必须取得成功的新课程改革,可能已经归于失败。新课程改革,改革的就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就是“策略和方法”,但大家都知道十年来的教育并没有取得进展,甚至倒退了,例如:学生越减负,负担越重……

       因此,虽不承认新课程改革失败,但已经承认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何为“深水区”?交谈中了解到,把“深水区”多数是理解为“体制和制度”。

        李先生在这里几乎已经做出预言:改革“体制和制度”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改革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博主赞同一点,价值取向是教育改革的根本,但整个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真的就定位于“生命自觉”吗?这样的定位真的是一个新高度?是符合当代发展要求的核心价值观吗?

       仔细阅读《教育呼喊“生命自觉”》,博主并没有看到真正的新东西,有的就是老调重弹:

       1、个体需要有理想追求,目标明确,人生规划,所谓“明自我”;

       2、尊重他人,敬畏生命,需要有责任感,讲贡献,讲服务,所谓的“明他人”;

       3、认识环境,适用环境,改造环境,不抱怨,踏实干,当责任,所谓的“明环境”。

       再看“如何培育学生的生命自觉?关键在学校。”“要培养学生的生命自觉,作为教育者的教师首先要有“生命自觉”。”等等语句,博主并没有看出比新课程改革有什么更高明之处,新课程改革的倡导者不是也是这样要求的吗?新课程改革关键在落实,要落实关键在学校;新课程改革,最根本的在于教育理念的创新,其中教师理解新的教育理念,内化新的教育理念是首要的内在要求。

        阅读刘铁芳的《也谈范仲淹的忧乐情结》:“正是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之前还有一句:‘吾尝求古仁人之心’,他一脉相求的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知识人的贤人情结。在其忧乐情结背后,或者说发扬了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人心忧天下,关爱他人与社会的普世情怀,但同时也洋溢着传统士大夫的贤人情结:即其中若隐若现地把自我设定为道德高位者,设定为与平民大众不同的人,‘我’是作为‘贤人’、‘仁人’去担当天下的忧乐,或者说‘我’通过对天下之人的忧乐的担当来显现‘我’之作为知识人(先知先觉者)存在的贤明。”

        今天,李先生在这里首肯的“生命自觉”的价值取向,是否也有“道德高位”之嫌呢?

       张鸣先生在博文《也谈贫富差距》中说到:

      “其实,一个社会,真正的问题,不是存在贫富差距,而是居于下位的穷人,无论如何努力,都罕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位,升上去。如果一个社会,富者恒为富,官者恒为官,上升的通道堵塞。学习改变不了命运,勤奋改变不了命运,有技术也改变不了命运,那么,这样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大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末世,出现的问题都类似。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拉大,而是拉大的贫富差距背后,社会上升的通道堵塞了。

       阅读之一段,张鸣先生似乎在告诉人们几个不可逆转“历史真理”:第一,不管什么时代,处于下位的人总有“自觉”的,这种自觉可能多为“明自我”的“生命自觉”,但我们谁能否定,“明自我”是“生命自觉”中最首要的特征呢?第二,随着一个新朝代的诞生、成型、发展,再到死亡,无一不是由于“社会上升的通道堵塞了。”因此,我们要呼吁一个正常的社会:

      “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上升的通道还通畅如常,最穷的人,也能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存在着贫富的差距,实际上对身居下位的人们,还是一种激励,让他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社会需要做的,就是让穷小子有一天也可以成为比尔盖茨。有这样的梦,人们奋斗起来,才有奔头。一个初进大城市的穷小子,可以指着城里豪华的大厦说,总有一天,我能成为那里的主人。”(张鸣)

       很可惜,“然而,可悲的现实却告诉我们,曾经通畅的上升渠道,已经堵塞了。”(张鸣)

       同时阅读刘铁芳和张鸣先生的以上所述文章,博主看到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加快构建一个“公民社会”,如此才能防止道德高位者“堵塞”“上升渠道”。我想,这才是社会改革的价值取向,也是整个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

       作为教师,自然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他并不是伦理道德上的“垂范”,因为公民社会并不要求哪些人是另一些人的“垂范”;但是,教师担当“教书育人”这一特殊的职责,他首要的任务是守护、爱惜、捍卫学生的“生命自觉”,因此,教师确实应该自己具备“生命自觉”的人格品质。

       然而,可悲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当今教师群体确实是缺乏“生命自觉”的群体之一。例如,法律规定的工作待遇未能兑现,或者被明显地“被忽悠”,教师这个群体却未能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

       博主认为,教育呼唤“生命自觉”,首先是要唤醒教师的“生命自觉”。在这里套用李政陶先生的话:

     “要唤醒教师的生命自觉,作为教育改革先锋者的居上位执行官首先要有“生命自觉”。

       从个体生命质量来讲,教师的“生命自觉”需要教师群体的“自”“觉”;但从打破历史死循环之怪规律来讲,全凭俨然居于下位的教师群体的“自”“觉”,行吗?

       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改革(包括教育改革),需要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的引领。然而,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的遍地呈现,无疑是两个途径:

       第一,居下位者之现实沉痛的觉醒,唤起暴力革命之不可抵抗的力量;

       第二,居上位者之历史使命的觉醒,呼吁正常社会之体制机制的改良。

      那么,我们的社会会选择哪条途径呢?根据李先生的“预言”,博主可断然预言:没有“人格平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可能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更根本的预言是:没有“人格平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可能跳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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