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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铎俟教育

关心教育,主要是社会、学校、父母的事;其实也是你、我、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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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做平凡的教师,干非凡的事业。本博客收集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并做了详细的分类,本博客还撰写了大量原创性文章,希望朋友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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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一个教育者的哲学思考   

2013-03-22 19:38:08|  分类: 他山之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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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风雨春秋《一个教育者的哲学思考》
 

当我在家长会上询问这样一个看似低级的问题时,总会有人说:“学习呗。”

无疑,孩子们来到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许多人把“学习”理解为作业、考试、分数、升学,等等。他们认为,孩子来到学校的唯一目的,在小学就是语文、数学再加上英语都考100分,在中学就是为了升到最好的高中和大学。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如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等。这些通过面向世界招标而来的独特的建筑物,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的作品。建国以来,我们通过清华、同济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培养了那么多建筑学人才,同样是学设计的,为什么我们的建筑设计不如人家?

我们还会发现,同样是一个分数线录取到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的人,经过4年的专业学习,再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有的人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有的人则业绩平平。同样的学习历程,同样的专业背景,为什么人慢慢地变得不一样起来?

答案是:决定一个人成大器的关键因素不是上了什么大学、学了什么专业,而是其情感发育的程度。

情感是孩子成长的基础,而情感发育的程度决定于一个人重要的中小学成长阶段。

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曾指出,“孩子来到学校不只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和同伴会面,和他们一起玩,彼此交换新闻乃至新玩具,等等。孩子永远不会丢掉那些使他兴奋的、使他忧伤的、使他快乐的以及他希望得到的东西。”

所以,校园生活不仅仅有课堂、课本、作业和考试,还要拥有五彩缤纷、丰富多姿的校园体验活动。因为除了课堂,孩子只有在火热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教育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才能完成其情感的发育。

我校确定了《学生情感发展课程标准》,其中列出了“健康与安全、整理整顿、经济观念、守时观念、礼仪、自主性、责任感、毅力、创意、情绪的安定、宽容与分享、交际与协助性、公正、公共心与亲社会行为、感恩、环保意识、生命观、劳动、挫折力”等20项发展目标,并设计安排了一年进行70项校园体验活动。

土地已经干旱得龟裂了,庄稼都蔫了头。一场瓢泼大雨,下了个沟满河平,该高兴了吧?但农民摇头说:“这雨太急了,不接湿。”只有下了三天三夜的小雨,乡亲们才绽开一脸快乐和幸福。因为只有蒙蒙细雨,才能湿透土地,让农民获得丰收。

今年,我兼任校长的潍坊市北海双语学校承办了全国第四届诗文经典诵读研讨大会。其间进行了1个小时的诗文诵读演出活动,有300多个孩子参与演出。市教科院的一位领导告诉我,在观看节目的时候,旁边有人说:“看,这两个节目演得更精一些。”她说:“您没有看演出单位是哪里的吗?是胜利油田黄河双语学校的孩子啊。”旁边的人“啊”了一声。这位院长诚恳地对我说:“校长,两所学校的孩子还是有差距的。”

作为两所学校的校长,我深知问题之所在。黄河双语学校办了7年,参与演出的这批孩子在校呆了三四年;而北海双语学校刚刚开办1年,并且孩子来自四面八方,并不是我们一手带起来的,两校的孩子存在差别,定在情理之中。因为一次演出,不仅靠孩子的演技水平,还有阅读功底、舞台意识、自信心、相互配合的能力等,而这些素养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课堂教学、校园生活培育出来的。

前几天走过省会城市的一道高架桥,看到路边学校的教学楼上写着:“培养好每一个孩子,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我想,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孩子”是对的,但把评价标准定为“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就有点问题。

我校的办学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幸福人生,这是基于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而为的。教育是一种良心活,她必须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按照人的认知规律,精心教书,潜心育人。她不能旁顾,不能低头。评价教育和学校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要看每个孩子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发展,而不是其他。

假如学校仅以家长和社会的眼光和口气行事,并以此为价值取向,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教师就会成为毁掉孩子的帮凶。例如,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从早上睁开眼就开始看书、学习,一直到晚上10点以后,并且孩子每次考试总得满分或第一名才行。这样的“放心”、“满意”,我们能够拿来当办学的目标吗?

前几年还有一个口号,叫“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一切”,许多学校当作校训挂在那儿。我觉得很奇怪,如此的学校,是为了培养人,还是为了招揽“顾客”?

我的感悟是:学校一定要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千万不要东风来了向西倒,西风来了又向东倒。

事情是这样的:在下午的操练时间里,一个调皮的男孩自己摔倒了,胳膊骨裂。这个孩子很内向,没有告诉教师和同学,也没有去校医务室,而是回到了教室。吃晚饭的时候,生活教师发现男孩左手不得劲,问他两次,他也没说受伤的事。晚上,他还上了小机器人班,玩得也很开心。经过一夜的休息,第二天胳膊红肿起来,在班主任的再三追问下,他才说出了受伤的经过。

发现伤情后,班主任立即联系家长,并把男孩送到了医院,进行了检查和处理。后来,家长找到了学校,要求给个说法:为什么事情过去20个小时才发现孩子受伤,才告诉家长?

我们可以说:是孩子自己跌倒的,受了伤自己又不说,家长凭什么叫学校给个说法?

所以,当学校按照制度处理这件事情包括相关人员的时候,这位教师很不理解,也很委屈。

我想,重要的是,做教师更是一份责任。就像我做校长一样,不论校园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管是不是我的行为所致,但只要发生了,我就要承担所有责任一样。

所谓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什么叫育人?如果我们漠视一个孩子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忽视一个孩子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我们“育”出的人,将仍是一个漠视生命价值和尊严的人,没有慈悲情怀的人,没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没有出息、不成大器的人!

我的感悟是:不要把教师看成一个简单的谋生的职业,当教师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

这是个星期五的下午,放学了,班主任整理教室,准备下班回家。这时,一个男孩子跑了回来,捂着脑袋说:“老师,我的头破了!”鲜血从他指缝里冒了出来。

这位穿戴很时髦的女教师瞥了孩子一眼,以不容置否的口气说:“已经放学了,回家找你妈去!”

作为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在他的心目中,本来是把班主任当作和爸爸妈妈一样重要的人物来看的,所以他很简单,碰到问题,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妈妈和老师。但现在,老师一句话,就轻轻地把他打发走了!

在上世纪90年代,山东十几个校长跑到辽宁盘锦去听魏书生老师的课。

校方很热情,把他们安排进教室,坐在后面,等着魏老师上课。校长们想,今天终于如愿了,看看魏书生的课有多厉害!上课铃响了,魏老师走进来,一句话没说,只是在学生中间转来转去,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时而嘀咕几声,时而交流几句。校长们沉不住气,跑到跟前去看学生在干什么。学生一边看书、一边讨论,写写画画,一会儿下课铃响了,魏书生悄悄地走出了教室,学生还是该干啥就干啥。

回来的路上,校长们悻悻然。有的说:“跑了这么远,啥也没看到。”也有的说:“魏书生一句话也没说,这是什么课?!”

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好课啊。”教师在课堂上不讲,这是好课的最高境界!

记得苏霍姆林斯基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占首位的,不是熟背、死记别人的思想,而是学生自己进行思考。”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创设各类学习情境,让学生个人的新旧知识间产生磨擦,让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交换意见的冲动,让学生的认知产生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我的感悟是:最高效率的教学方式是让孩子动手、动眼、动嘴、动脑的学习。

在朱小蔓情感教育国际研讨会上,首都师大的刘慧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是一节公开课。我的身边是一个感冒的孩子,他不停地要咳嗽,但为了不影响课堂,看得出来,孩子在努力地压抑自己。然而低沉的咳嗽声还是不断地响起,在活跃的课堂里显得那么不和谐。

下课后,我问执教的教师和听课的40位观众,这堂课上你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有的说是孩子积极的发言,有的说是教师悦耳的讲课,有的说是播放的美妙的音乐……没有一个人听到这个感冒的孩子发出的咳嗽声!我终于提醒说:“难道大家就没有注意到一个患了感冒、不停地咳嗽的孩子吗?”大家愕然。

教育工作者,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如果他的眼里没有孩子,不能去关怀一个生命的生存状态,那么我们的课堂即使再精彩,也不能培养出充满爱心的、大器的小孩!

一个初冬,我在浙江师大听课。课间到院子里散步,发见草坪上是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读书。我感到好奇:学生在读什么如此认真?

于是,我走到一个女孩的背后,瞟了她一眼,原来在背记政治课本。书上画得红红绿绿了,估计是快考试了吧。

可是,想想工作24年了,原来背记的那些东西,工作和生活中用到了多少?没有啊,记忆中已经完全删除了那些花过的工夫——我们曾经浪费了多少时间去背记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啊?

24年,弹指一挥间,但世间变化如此之大:当时我还使用钢笔在方格纸上表达思想,而现在已经用电脑完成这篇小文。大学变大了、学生变多了、信息变快了,但我们的高校仍旧如此背记,没有任何变化,改革一点东西多难啊。

我读硕士的时候,澳大利亚Flinders大学的Tracy教授讲授过一门《东亚经济》的课程,要求课后写一篇小论文:给5个小题目可以任选,要求读7本参考书,引用23个注,字数在3000左右。作业看似很简单,但要完成,需要蹲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没有一个月的准备、思考和写作,根本做不出来!

Tracy教授的课程没有考试,但做起来比考试要困难得多。更重要的是通过论文的写作,促使你真正地把某部分的知识变成一种思考、一个论证、一种能力而终生不忘!

1941年,南开中学学生谢邦敏参加毕业考试。谢邦敏素喜文学,是当时南开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先生的得意弟子,但数、理、化的成绩欠佳。当他进入考场,展开物理试卷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他竟然一题也回答不出。白纸对青天片刻之后,只得交白卷。但心有不甘,乃当场填词一首,调寄《鹧鸪天》,词曰:

按南开校规,主课一门不及格且补考仍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只作为肄业。谢邦敏物理获60分,乃毕业,考入西南联大,攻法律。毕业后,在北大法律系任助教,受中共地下党委派遣进入北京市旧法院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第一刑庭庭长,成绩斐然。

假如魏荣爵先生不给谢邦敏60分,则谢邦敏不能毕业,也不能进入西南联大,也就成不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律师。或者说,按照我们今天学校的做法,谢邦敏肯定不能毕业,一个大律师就被轻轻抹掉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一种模式无法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可幸的是,谢邦敏摊上了魏荣爵这样的好老师,而魏荣爵摊上了张伯苓这样的好校长,因为,南开就是这样的文化。

我的感悟是:在高调“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如何才有老南开这样的雅量和文化啊。

我们发现,在相当多的学校里,孩子们并没有感觉到愉悦和幸福,他们学得很苦、活得很累,甚至厌学。孩子们喜欢求知但不喜欢去学校,喜欢读书但不喜欢上语文课,喜欢探索科学奥秘但不喜欢学数理化,喜欢活动但不喜欢体育课……我们的学校到底怎么了?课堂到底怎么了?!

400多年前,捷克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看到大部分穷人的孩子不能上学,发明了“班级授课制”,奠定了今天学校的模式:孩子们来到叫做学校的地方,30到50个孩子集体生活在一个教室里,由教师集中统一授课,实现了使用较少教师即能解决众多孩子的就学问题,为普及大众教育提供了可能。但走到今天的“班级授课制”,在民主主义的浪潮中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在今天的学校里,实际是让孩子适应学校的,看看学校里成人设计的一切细节、全部的运行方式,都是让孩子无条件服从的:孩子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师和教室,不能选择自己游戏的时间和项目……

我们看似日益成熟的教育教学模式,越来越趋向于功利化和工具性,当我们把教材、作业、考试等这些用来促进人发展的手段当作教育的目标来追求的时候,最终,孩子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自由。

把学校和监狱区别开的那堵墙,就是自由。如果我们让孩子失去了更多的自由,那么,学校和监狱的距离将是一步之遥。

我的感悟是:让学校适应孩子,而非让孩子适应学校。(山东省东营市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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