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玮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校长
01 对教育的焦虑其实是对时代的焦虑
作为校长，我时常会面临很奇怪的家长质疑。
例如，同一时间，会有家长反映老师抓得太紧，也会有家长反映老师管得太松。
有一次，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家长提醒我，听说学校现在抓得比以前紧，是不是因为换了新校长？
另一群焦虑的家长则不能接受学生在学校里有闲暇时间，他们希望看到整齐划一的课堂，希望看到课后学生在老师的监督下继续自习。
“你们的校长和老师不作为，在误人子弟！”一位家长愤怒地说。
而以上这两种质疑的家长，恰好是典型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70，80后家长的焦虑，是时代的焦虑
中国用了40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路，时代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一代人和一代人的价值观、知识结构差异特别大。
现在家长和教育者的主体还是70、80后，我也是70后，这代人是有心理创伤的，是不够自信的。
一是跟成长的环境有关：
70，80后的家长经历过国家闭塞、贫弱的阶段，面对突然打开的世界，就像山里的孩子走入大城市一样，内心惶恐不安。这不是家长个人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二是跟受过的教育也有关：
70，80时代人文精神先天缺乏，因为当年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科不好了才去选文科。更可怕的是，花了那么多时间学理科，科学精神竟然也很匮乏。
三是跟时代的快速变迁有关：
我们都经历过信仰的崩塌，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容易走极端，国际事务又摆脱不了受害者情结。至于现在大家经常谈的批判性思维就更缺乏了。
总结下来，70后家长的这种“不自信”就会表现为：
“崇洋媚外”，月亮就是国外的圆。一有条件就要把孩子往国外送，成为了一种情结；
赶上了时代的红利，很多成为了社会精英，但是内心总有不安全感，对物质很看重；
价值观分裂，经常会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诉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70后的家长确实推动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讲到底，教育不是学校推动的，是家长推动的。
放眼全世界，学校与所处社区密不可分，家长倒逼学校进行改革，虽然有很多的纠结痛苦，但教育的水平总体来说是进步的。
没有焦虑，就没有成长
为什么中国的学校进步比较快，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当中对于教育的关注程度高。
中国文化里面觉得教育是家长的责任，西方觉得教育是孩子个人的选择。
西方家长会认为，高中毕业以后你要读大学，你的学费自己解决。但是中国的孩子能读大学，中国家长肯定砸锅卖铁也得送孩子读书。
西方现在研究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这么强，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文化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
同时，家长们有一定的焦虑也很正常，没有焦虑，就没有成长。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眼界空前开阔，世界扁平了，连接紧密了，经过这样的焦虑，我们的自信心反而能够提升。当自信心建立起来，对自己和他人，东方与西方，就能做到知己知彼，也就不会那么走极端了。
02 对东西方对比的焦虑其实是文化不自信的焦虑
“东方和西方就像两个钟摆，有时很远，有时很近”。
1，中国的基础教育肯定是强的
中国的基础教育肯定是比西方的基础教育要强的。而且我们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我一点儿不认为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差。为什么？
2013年由丹麦广播电视台牵头，选取了两国教育水平相当的两所公立中学：丹麦城市胡奥斯一个9年级的班级和中国哈尔滨市69联中一个初三班级，进行公平公正的教育比赛。
比赛项目为阅读、数学、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英语，这个比赛还拍成了纪录片。
最后中国的孩子输了吗？你根本想不到，我们是4：1获胜，而且他选的中国孩子还不是一线大城市的，是哈尔滨的。
丹麦孩子在阅读、数学、团队合作、创造力上均败给了中国学生，只在英语上挽回了一点面子。
这个结局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逐渐有这样的声音，原来中国的教育并不是比西方的差。
中国孩子不会创新、思维局限，这样的说辞我们是否一点也不陌生？有多少来自于媒体的不断灌输和自我暗示？
当90后成为主流家长的时候，他和我们70后、80后对于教育的看法就不一样。看看网上网友的评论，哪里会觉得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差了？
再比如现在英国的基础教育，现在全面向上海学习。英国教育部宣布，英格兰半数约8000所小学将在数学课堂上采用上海模式，我们熟悉的《一课一练》都成英国小学教辅了。
为什么中国孩子前赴后继去留学的国家，突然掉转过头，向中国学习基础教育的方法？他们到底在学些什么？
2，东西方教育，没有绝对正确之分
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其实像钟摆一样，在某一瞬间中国教育摆在左边的高点，西方教育摆在右边的高点，我们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去看。
世界连通了，信息如此畅达，大家一比较，怎么觉得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差那么多，这是静态的观点。
如果动态地去看，你会看到了最高点，还要往回摆，我们处于各自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
所以你去看世界教育格局，东西方的教育在互又在相互靠拢。我们在向西方学习，西方也在向我们学习。
第二点，这两个钟摆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钟摆，因为教育背后的哲学与文化不一样。即便有一天两个钟摆摆到同一点，也会擦肩而过。
中国的教育哲学是功利化的。在中国文化中，教育就是要改变人生命运，就是光宗耀祖，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为什么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会说我不相信快乐学习呢？快乐学习是西方的理念，中国的教育哲学认为，学习就是痛苦的，知识改变命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西方的教育为什么是快乐的？因为它的起源就是一种贵族文化，有钱有闲的人才去接受教育。
所以为什么出来一个虎妈在西方会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价值观的剧烈冲突。
西方会认为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家长凭什么用这种手段去剥夺孩子的自主权利，凭什么去替孩子作选择。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西方也在反思，他们的理念也有走极端的地方。比如太过于以儿童中心了。完全是以孩子的兴趣为主导，强调孩子自身的兴趣和选择。
中国的教育呢？则太强调训练。我们信奉的是熟能生巧，西方不注重训练，是怕把孩子的兴趣练没了。
但是现在因为西方的教育不注重训练，孩子连很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都不具备。创新也是要有基本知识和技能作为基础的。所以现在西方教育面临这么一个大问题。
东西方教育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西方会向中国靠拢，最后变成现实的理想主义。西方的教育是偏理想化的，达到现实的理想主义就比较平衡了。
我们则向西方靠拢，最后变成理想的现实主义教育。因为我们的出发点还是比较现实的，我们的教育还是功利主义。回过头来说，中国的教育需要偏理想化的人去推动它，因为它的本质太功利了。
03 对择校的焦虑其实是对自我价值感的焦虑
“学校真正对学生有影响的是教师的人格”。
1，择校，最宝贵的是信任
家庭教育的下策是控制，中策是激励，上策是信任。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家长和学校的关系。
如果每个家长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挑学校的缺点或者挑老师的毛病，到最后便会发现，没有完美的学校。尤其是在择校的时候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
从学校自身的角度，当然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同时也希望和家长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曾经有家长提出在教室里装一个摄像头，向家长直播。也有人建议在办公室里装个电子屏，所有教室都看得到。如果真这样做了，我就失去了教师的信任，学校也不成其为学校。
实际上很多对学校的不满或者焦虑，都是内心的投射。
不相信学校，不相信孩子，不相信社会，也必将不相信自己。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一利就有一弊，就好像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喜欢正面，也要接纳反面。
2，学校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学校和老师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是老师人格对学生的影响。
在牛津剑桥，导师带学生就是周末和学生聊天，一边聊天一边抽烟，徐志摩也说过，“牛津的学生是教授用烟斗熏出来的”，就这样四年大学熏陶出来了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
学校最终是提供一个环境，让受教育者和他的同龄人在一起，这里面有同伴的影响，但学校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是教师的人格。最后我们把学校教的东西全忘光了，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是人格。
教师真正能够在知识上教学生多少？99%教的东西都没什么用。
真正的顶尖人才，不太可能被学校教育扼杀掉。事实上，任何教育都很难扼杀他们。任何时代，哪怕再压抑都有一批独立思想的人，这批人是真正的精英。
就好像万马齐喑，但只要有机会，条件成熟了，他们会一个一个地冒出来。教育能真正改变他们的，是人格，是气质，以及与生养他们这一方水土之间的联结。
04 对幼升小选拔的焦虑其实是对能力培养的焦虑
大家最关注的“幼升小”的选拔，确实存在这样的竞争：全上海的小学，稍微好一点的小学录取比例都不高。
这么多年来，我们发现在以下几方面具备良好素质的孩子未来在学校的表现更成功。
1，专注力
专注力可以决定孩子将来的学习成绩，上课只要注意力集中，基本上老师讲的东西就可以听懂。做作业专注，阅读专注，做事专注，他的效率自然比较高。
2，数理逻辑能力
在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里面的8种智能（注：包括语言、逻辑一数理、空间、运动、音乐、人际交往、内省、自然观察智能。）中，数理逻辑是其中重要的一块，这个能力和数学成绩相关度是很高的。对中国学生来说，数学尤其重要。
3，想象力
想象力好的孩子，将来即便是做数学题，脑子里会想象整个解题的过程，依靠形象思维乃至直觉思维，“看”到问题的答案。
有一些机构，每年都跑到学校门口去，把那种刚刚面谈出来的孩子抓住，把面谈的内容问出来，形成自己的题库，进行应试性的训练。
学校非常反感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培训有没有效果？不能说一点没有。
我们现在反过来还和机构做斗争，每年都做面试题的更新。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具备良好潜力的孩子通过“裸考”进入平和。
05 放下焦虑教育的进步一定会从现实主义走向理想主义
世界上有四类人，一类是纯理想主义者，一类是纯现实主义者，一类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一类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我曾经在全校教师会议上举过达尔文的例子，在我们教育者看来，达尔文小时候十分平庸，虽然家庭条件比较好，家长一路让他读大学，最后读当时比较流行的神学，读得很糟糕。他父亲评价他整天游荡、无所事事。
后来，他偶尔有机会乘船远航，得以上船竟然是通过应聘一个陪船长聊天的岗位，必须有钱有闲才能报名，因为没啥人报名，虽然船长也不太看得上他，也只能让他上了。
就是这么一段乘船探险的经历，最终成就了一位科学巨匠。
我说到这里，有老师当场就对我说，万校长，达尔文考不进平和的。
我肯定他说，对，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得思考如何改变我们的评价考核体系以发现类似达尔文这样的天才，并且让这样的天才能通过在平和的学习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实现自我。
教育的进步一定是从现实主义走向理想主义。我们的下一代长大后，社会环境就可能允许达尔文那样的学生出现。
因为目前看，我们的家长们还是无法容忍孩子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是这种人反而没有什么物质上的焦虑，他一直在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突然间某一天，这种人可能会开启一个新时代。
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对物质没什么渴望但在各种方面有奇思妙想的人才。前提条件是有一批偏理想主义的教育者在带路，这些孩子才可能有机会走得远，走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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